位于妙高峰的湖南第一师范，其前身乃古城南书院。城南书院原是南宋大儒张栻之父张浚在潭州的居所，建于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），张栻和朱熹曾在此讲学论道，因而声名远扬。当时的城南书院，名为书院，实为私家园林，张浚父子精心营造了“城南十景”。丽泽堂，书楼，养蒙轩，月榭，卷云亭，集楼台堂榭之胜，又月绿竹阴的琮争谷、高邱重叠的南阜，一池如碧的纳湖；纳湖中置所舫和采菱舟。民国时卷云亭尚在。据1936年《长沙市指南》载：卷云亭在妙高峰中学之门楼上，城南十景，惟此独存，亭仅方丈，可容三四人坐憩。湘水前横，麓山在望，春夏之间，凭窗西眺，烟波云雾，叠叠重重，在湘滨向麓顶上升，如卷绵蔫，此或“卷云”之名所由来？南阜是妙高峰的绝顶，卷云亭亦在妙高峰上。琮争谷在卷云亭后高阜之右，朱熹称此处，“倚仗忽琮争，竹深无觅处。”纳湖即今天鹅塘。塘水与老龙潭相通，老龙潭水经过在椿桥，又直通“朱张渡。”朱熹来访，常与张栻留连往返于十景之中，举杯痛饮，遂有十景的唱和。张栻《月榭》诗云：危栏倒影，面面涌金波。何处无佳月，惟应此地多。

朱熹和诗云：

月色三秋白，湖光四面平。

与君凌倒影，上下极空 明。

淳熙间，张栻召为吏部员外朗，离开长沙，十景逐渐荒废。到元代，南阜上的“苍然观”改为“高峰寺”但张浚手书“城南书院”四字匾额仍保留在寺内。直到民国22年（1933），有署名“西耕”者撰《长沙新市政计划中保存之名迹》一文，竟把此匾客列为“不保存之列”理由是此匾为“杀岳武穆之嫌疑犯张浚所书。”因此，流传近千年的“城南书院”匾额，最终毁于一语。查史，参与陷害岳飞的是张俊，而非张浚，不知此公读书何以如此荒忽，及至浚、俊不分。

明正德二年（1507），湖广行省参议吴世忠，湖南提学道凤梧曾谋求在妙高峰恢复城南书院，但此地已被吉藩府所据而未果，直到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）长沙府推官翟台才在高峰寺下建得学堂5间,万历年间复圮.清康熙五十六年,岳麓书院山长李文炤写有《怀张浚故宅》一诗，自注“今为城南书院。”诗云：元臣矢庙算，力战绝和书。蜀道安磐石，平江近日车。亭台芳草合，池沼白频疏。弦诵留遗泽。承家仰硕儒。城南书院真正成为诸生肄业之所，是从清乾隆时开始的。乾隆十年（1740），杨锡绂任湖南巡抚，下车伊始，杨便赴岳麓书院课试生童，然而，前来应试的生童寥寥无几，问其故，只因长沙城到岳麓书院“中隔湘江”稍遇风涛，士子即畏涉不前。杨决意将岳麓肄业诸生迁移至湘江东岸的城内就读。恰巧在都正街寻得都司衙门空署一所，于是将其改建成书院，因该书院在城之南隅。乃称“城南书院”。此举极得人心，司、道、守、牧各官都捐出养廉银，历一月落成书舍80间，分正谊、主敬、进德、存诚、居业、明道六斋，又仿岳麓书匾悬之讲堂。岳州知府黄凝道捐建建御书楼于书院南隅。中祀朱熹、张栻及有功书院诸先贤。从此天心阁下一片弦诵之声。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，巡抚陈宏谋将就读于城南书院的原岳麓诸生复移至岳麓书院，城南书院仅留新生童肄业。

此后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湖南巡抚觉罗敦福、嘉庆五年（1800）长沙知府沈廷瑛、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署湖南盐法道善康，又3次修缮城南书院。道光二年（1822），巡抚左辅认为天心阁下的城南书院邻近善化县始，市嚣嘈杂，下利学子静修，于是将城南书院从天心阁下复迁至600余年前的创始的妙高峰上。天心阁城南书院旧址则改建为“刘猛将军庙”。刘猛将军即元指挥使刘承忠，相传“祷蝗有验”，清雍正间始列入祀典。

左辅复建的城南书院恢复了“十景”。清道光进士、云贵总督劳崇光《城南书院赋》记述了十景的盛状。赋曰：草对回环，山川萦束；纳湖供其溯洄，高阜任其瞻瞩。访旧基于月榭，危栏之影依然；叩曩躅于云亭，隐几之吟可续。舫名听雨，闲垂软涨三稿；舟泛采菱，缓度新歌一曲，轩开半亩，养蒙迪我聪明堂矗三椽，丽泽成吾学问。看红波岳色，潇湘之灵秀如新；仰圣域贤关，闽洛之渊源伊近。

道光皇帝御书“丽消费者风”匾额，从此南城南书院步入了它的辉煌的时代。著名学者孙鼎臣、余廷灿、贺熙龄、何绍基、郭嵩焘等先后讲城南书院。青年时代的曾国藩、左宗棠、王闿运、张百熙以及黄兴等曾在此修藏或就读。书院内旧有吕南屯所撰一联：人只此人，不入圣，便作狂，中间难站脚；学须就学，时既过，今又待，何日始回头。

此联深含哲理，上联讲做人，下联讲治学，劝人不可苟且偷安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城南书院与湖南师范馆合并，称湖南全省师范学堂，次年改为中路师范学堂，辛亥革命后改为湖南第一师范。